众所周知，中国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变迁，已经被公认为一个非常惊人的现象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从1978年的1500亿美元增加至2023年的17.8万亿美元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就人均GDP而言，中国从1973年与埃塞俄比亚和马里等国相当的157美元，跃升至2023年的12614美元，增长了80倍。如今，这一数字已超过印度和泰国等国家[1]。在上海、北京和深圳等一线城市[2]，人均GDP约为27000美元，在世界银行的标准里可被视为高收入经济体。

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，中国的GDP为35万亿美元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[3]。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出口总额从1977年的147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的6.9万亿美元[4]，增长了467倍。目前，中国是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国[5]。2001年，《财富》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只有12家。到2023年，该数目变成了142家。相比之下，2023年136家美国公司进入了《财富》世界500强[6]。

我可以引用更多数据，不过，趋势非常明显。过去40年间，中国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。很多人都曾经强调过这一点，包括我自己在前两本书《中国战略》（The China Strategy，2010年）和China's Disruptors（中信出版社中译本名为《创业家精神》，2015年）中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学者约翰─范弗里特（John Van Fleet）将这一现象称为“史无前例”（“first time in history”）。这样的叫法会不会有点过分？

历史上一些国家或地区也曾经在某些时期经历过GDP的高速增长，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、二战后的美国和日本侵华前10年的中国。但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和转型却是比这些阶段更加复杂和独特的。中国的幅员辽阔、国情复杂，任何重大的转型都是艰巨的挑战，会牵涉到多个并行的变革。1978年文革结束时，中国经济只有国有资本。所有企业都是国有的，每个企业都作为一个单位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中经营。他们围绕既定的目标运行，没有太大动力去持续提升产量或质量，效率较低。国家似乎失去了方向和动力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复出的邓小平宣布中国需要开始进行改革开放。之前，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来思考中国需要进行什么改变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，中国需要利用非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来补充国有资本体系。因此，“改革”指的是接纳非国有资本，而“开放”指的是接纳外国资本。

邓小平的战略开始了一场迄今为止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试验，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。

最初邓小平仅有一个想法，但他没有详细的规划与蓝图。他将这个实验称为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这并非他不知道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或者结果会是什么，但中间的步骤和过程却涉及着大量的实验、学习和适应。

自1990年代以来，随着这些国家的发展，数十亿中国人和印度人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，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许多跨国公司对资源配置的策略。许多企业开始将制造业转移至中国，以便利用其较低的成本（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），同时也将软件开发业务转移至印度，以降低开发成本。

在西方，这通常被称为离岸外包（outsourcing）。

自1993年初，我开始在波士顿咨询公司（Boston Consulting Group）上海办公室进行战略咨询工作以来，我亲身经历了这一增长浪潮。许多西方公司寻求我们的服务，希望我们帮助他们规划在中国的战略布局，包括将中国作为采购基地、对中国市场进行开拓，亦或两者兼有。

随着外国公司对中国的深入研究，中国企业也开始探索更有效的组织架构和寻找更佳的增长方式。那时，大多数民营企业仍处于成长初期，它们在寻找增长机遇并努力提升内部管理与治理能力。同时，国有企业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在新竞争环境中的竞争力。中国政府亦在探索更有效的法规和政策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层面，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案例分析，经常以国际最佳实践为标杆。

在这40年中，中国的转变不仅仅关乎GDP的增长。到2020年，中国已经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正式消除了绝对贫困，帮助大约8亿人摆脱了贫困[7]。中国的识字率从1949年的20%提升到了2022年的大约97%[8]。其平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了2022年的79岁[9]。18岁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从1950年代的165厘米增长到了2023年的175厘米[10]。2024年，中国人均蛋白质摄入量已超过美国人的水平[11]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

正如之前所说，人类历史上可能还有其他时期的经济增长迅速。然而，在我看来，一些独特的原因使得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脱颖而出，这可以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当然是中国的庞大规模和复杂性。拥有14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中国不仅地域广阔，而且亦是一个复杂且多样性极高的国家。

第二，是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。在中国成立的最初30年里，集体主义是主导思想。然而，改革开放则引入了市场经济原则，采取了包括国有、民营及外资等多元化的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复合策略而且成之有效，这就是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。不过，这种复合策略因其复杂性和动态性，因此治理的困难度亦有所提高。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中，在任何时间均能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始终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。不过，方向是正确的。

第三，是全球化以及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深入参与。自1990年代初以来的近30年间，全球化的程度显著增长。曾领导麦肯锡咨询公司亚洲业务的大前研一（Kenichi Ohmae）可能是第一个指出在商业层面全球化这一观点的人。他在1990年出版《无国界的世界》（The Borderless World）一书中已经作出了全球化的论述。我在那段时间曾经在大前先生的项目上担任过项目经理，对他在全球化方面的前沿想法有着深刻的印象。美国著名记者汤马斯·佛里曼（Thomas Friedman）在2005年的书《世界是平的》（The World is Flat）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。在全球化浪潮之下，商品跨境流动的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作为世界的世界工厂，中国处于了全球化进程的核心。跨境投资也日趋显著，尤其是大量的外资直接流入中国，这种国际联通性是史无前例的。

第四是变革的本质和特性。中国从一个对环境和其他因素关注较少的劳动密集制造体系，演变成为一个生产高度复杂产品的庞大制造体系，同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改善并在这些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。制造业从主要依靠手工操作转变为今天的高度自动化和机器人驱动。在20年前，中国的模仿者形象广为人知，而现在则被普遍视为一个创新的国家。《经济学人》甚至将中国称为“科学超级强国”（Science Superpower）。就算在10年前，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。

此外，中国已成为国内外公司研发实验室的首选地点。虽然中国品牌曾被视为低品质且无法与外国品牌竞争，如今中国许多品牌已成为深受欢迎的知名品牌，并且具有高度竞争力。几十年前，只有极少数中国人能到海外旅行，而到了2023年，有超过8700万中国人选择到海外旅行[12]。这些变化是中国经历不同阶段进行的，而非一蹴而就。不过，中国以迅速且具强力的方式推动了各个阶段的变革。

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进行转型管理，同时在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寻找新的发展路径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转型具有独特性，是名副其实的史无前例。